豐子愷雖以漫畫及散文著稱於世，但其對我國翻譯文學發展做出的貢獻亦彪炳史册。豐子愷一生翻譯了30多部藝術理論和文學方面的著作，涉及日、英、俄等語種，爲中國藝術教育的普及和對外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概述豐子愷翻譯的基本情况，闡述了其既忠實於原文，又不拘泥於原文，譯文自然流暢，爲譯語讀者所接受的翻譯觀，充分彰顯作爲漫畫家、散文家以外的豐子愷在外國藝術理論和文學譯介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對中國藝術教育普及的貢獻
作爲美術教育家和音樂教育家,豐子愷認爲教師不僅要教學生學會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對藝術的愛好和修養。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藝術教育還沒有合適的教材,而且西洋的文藝理論在中國還是空白。因此,豐子愷在上海師範專科學校、東亞體育學校、春輝中學、立達學園等學校擔任圖畫音樂教師時,利用業餘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文藝理論外文原著,並將全書翻譯出來,或者只摘取其主要觀點,加以消化,重新編寫成講義的形式,在課堂上爲學生講述。這個時期,豐子愷翻譯了日文的藝術、音樂理論書,如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阿部重孝的《藝術教育》、上田敏的《現代藝術十二講》、黑田鵬信的《藝術概論》、森口多裏的《美術概論》和田邊尚雄的《生活與音樂》等。同時,他還撰寫了不少文藝理論著作,如《藝術教育ABC》、《西洋畫派十二講》、《繪畫與文學》、《近代藝術綱要》、《藝術漫談》、《近世十大音樂家》、《西洋音樂楔子》、《開明音樂講義》、《少年美術漫談》[6]等等。這些譯著與專著不僅把西洋的藝術理論介紹到中國來,而且還爲藝術教育提供了教材。
新中國誕生不久,學校的圖畫課究竟應該怎麼教？寫生還能不能教？面對這些問題,圖畫教師們莫衷一是。在當時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葉聖陶的鼓勵下,豐子愷先後譯出了《中小學圖畫教學法》、《學校圖畫教育》、《小學圖畫教學》等書,這些書出版後,在當時的中小學圖畫教學方面産生了一定的影響,爲中小學圖畫教學指明了方向。此外,他還獨譯、或與女兒豐一吟及女婿楊民望合譯了《蘇聯的音樂》、《蘇聯音樂青年》、《幼兒園音樂教學法》、《音樂的基本知識》、《唱歌課的教育工作》、《幼兒園音樂教育》、《歌唱與音樂》、《小學音樂教學法》[6]等音樂書,把前蘇聯的藝術教育經驗介紹到國內,爲中國藝術教育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二、對日本文學翻譯的貢獻
除了翻譯大量的文藝理論著作外,豐子愷還翻譯了許多日本的古典文學著作,尤其是《源氏物語》和《旅宿》。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代表新中國出版事業的人民出版社擬翻譯出版一些日本古典名著,其中對較深奧的經典著作,出版社專門約請了學識淵博、日文功底深厚的專家譯著。豐子愷承擔了《夏目漱石選集》第二卷中的《旅宿》和紫式部的古典文學巨著《源氏物語》(上、中、下)的翻譯任務。
豐子愷最早接觸夏目漱石的作品是在他游學日本期間。他在《我的苦學經驗》一文中說:“Stevenson 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最喜讀的材料。”所以,他在翻譯《旅宿》時顯得得心應手。《旅宿》是夏目漱石的實驗小說,譯名爲《草枕》,故事情節鬆散,文體絢麗,技巧新穎,也是一部文人小說。作者用很多篇幅進行議論,涉及小說、詩歌、音樂、繪畫、建築、戲劇、宗教等,用大量的筆墨描述對美的感受,用大段的篇幅探討人生的真諦[7]。小說叙述畫家對現代文明表示異議,尋找東方文明中超然出世的觀念,充滿了對東西方人類文明的思考。小說的翻譯符合既是漫畫家又是散文家的豐子愷的氣質。
豐子愷翻譯的《旅宿》充分展示了《草枕》的文體和神韵。他的翻譯體現了原著簡潔生動的文句、富有哲理的表達,採用文白相間的句子,譯句文采四溢,富有節奏,保持了原作的風格,發揮了豐子愷作爲散文作家的特長。所以,豐譯本的《旅宿》爲大多數讀者所認可。
《源氏物語》是世界文學的珍寶,自英國阿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於20世紀30年代初選譯了這部巨著後,歐美相繼有了全譯本,而在我國長期以來無人問津,直到1961年8月豐子愷應邀著手翻譯這部近100萬字、出場人物達440多人的巨著。經過四年零一個月的苦戰,他終於完成了這部名著的翻譯。他對自己承擔《源氏物語》的翻譯工作十分高興,曾說:“只有中日兩國的文學,早就在世界上大放光輝,一直照耀到幾千年後的今日。”“ 直到解放後的今日,方才從事翻譯;而這翻譯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這在我是一種莫大的光榮！”(《我譯<源氏物語>》)令人遺憾的是,這部巨著的譯稿因“文革”直到1980年12月至1983年10月得以出版,而豐子愷先生沒有能够親眼看到它的出版。
出版後的《源氏物語》(上、中、下)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填補了日本古代文學名著翻譯的空白,譯文文體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豐子愷翻譯的《源氏物語》是國內第一部《源氏物語》的全譯本。繼豐譯版的《源氏物語》後,到目前爲止,共有10種全譯本出現,它們分別是殷志俊譯本、梁春譯本、夏元清譯本、鄭民欽譯本、康景成譯本、王烜譯本、姚繼中譯本和林文月譯本[8]。
然而,除了臺灣大學中文系著名教授林文月的譯本以外,大部分譯本或襲用“豐譯本”的譯文,或借鑒“豐譯本”的和歌,或引用“豐譯本”的注釋等,從整體譯文的角度看,幷沒有超越“豐譯本”。2012年5月19日至21日在杭州舉行的第二届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日本友人大橋茂先生從“古色今香,傳統時尚;四字熟語,運用自如;文化素養,知識面廣;巧譯短歌,別具一格”這四個方面對豐子愷翻譯的《源氏物語》做了高度評價,認爲其譯著做到了“信、達、雅”,忠實地再現了原著的風味[9]。這部巨著的譯成是豐子愷對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貢獻。
綜上所述,作爲我國著名漫畫家和散文家的豐子愷,在外國藝術理論和文學翻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極大地促進了藝術教育在我國的普及,推動了日本文化在我國的譯介,在我國翻譯文學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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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6] 豐陳寶, 豐一吟.豐子愷文集7(文學卷三)[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7] 王成. 夏目漱石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影響[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1(1):25-29. [8] 周以量. 中國的《源氏物語》翻譯三十年[J].日本研究,2011(3):117-123.
[9] 馬佩君, 馮亞男.“第二届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綜述[J].美育學刊,2012,3(5):116-120.
（陸金英. 論豐子愷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J]. 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36(1): 18-21,44.）
蔡青、吳梓茵、陳銘洇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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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國際文化交流協會 2021年2月11日
